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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见孙辈童年过着天真烂漫的生活，分外眼红。回忆我的童年，掩不住鼻底辛酸。 1925 年 1 月 23 日 ( 甲子年腊月廿九日 ) ，我出生在四川忠县 ( 今属重庆 ) 一个贫穷小山村——观桥村。父亲是勤劳朴实的农民，母亲是文盲。靠耕种农田维生。民国初年，军阀混战，农村凋敝，盗贼横行。我家靠近大路，兵勇沿途抢劫，鸡犬不宁。川军“乱五团”入村，吹牛角号报警，我一听浑身发抖，躲到岩洞和野草丛中，一动不动。丙子年 (1936) 大灾荒，没粮吃，吃野菜，野菜光了，吃麻头、葛根；次年春天，靠青杠树花、棕树葆充饥，到山上挖“仙米” ( 观音土 ) 做粑吃，拉不出大便，用挖耳勺掏。瘟疫流行，我发高烧，神志恍惚，无钱就医，几乎丧命。小时候很少穿新衣服，大人的衣服破了，改成童装给我穿，我穿后留给弟妹。过春节能穿新布鞋就高兴万分。除了过年过节，很难吃上肉。

七岁发蒙，祖父教我读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。十二岁参加劳动，上山放牛、割草，常把手指割破；雨天，多次滑坡跌跤。父亲犁田，我送牛草到田头，草太少，不够牛吃，要挨骂。农忙，下田栽秧，耨秧草；挞谷时，参加割谷，拾谷穗。秋天，下地挖红苕，在地头吃饭。农闲才去读村塾，先后到离家四五里的三教寺、三角井、李家祠堂、新院子等地读过私塾。从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，到《幼学琼林》、《声律启蒙》等。主要是背诵，很少讲解。父亲教我背珠算口诀，学打算盘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农村四处拉壮丁。家族一位中学教师开导父亲说：“你不送儿子读中学，将来难免被拉壮丁。”本来我正在姑母家念私塾，读四书、五经、《东莱博议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古文观止》，学写文言文，作对联、写古诗。决定拜师学医，将来当个郎中。父亲改变主意，送我读中学。为应考，先读小学补语文、算术。去花桥小学念高小，住在学校，每天出操，唱抗日歌曲，不时演活报剧，鼓动打东洋。我读书用功，成绩突出。 1940 年底，以同等学历考入精忠中学。童年的苦难，不堪回首，但也有益处。磨练了坚强意志，更能吃苦，特别耐劳，不怕经风雨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养成珍惜时光、格外勤奋的性格。

二、十年寒窗苦也甜 (1941 — 1949)

精忠中学离家百余里，没汽车，穿草鞋步行上学。背着行李，翻越四大坡，常边走边哭。学校设备好，老师有名，我学习刻苦，国文、数学、理化成绩都不错，只音乐、体育较差。每学期发榜，名列前三名，享受免缴学杂费的奖励。学校规定学生穿童子军服，我家买不起洋布，用野生姜黄煮水染土布缝制，不久变色，很难看。出操时因服装不整齐，站在操场边，等队伍走完，才跟在后面。无钱买钢笔，捡别人丢掉的沾水笔，磨光笔尖再用；买不起瓶装兰墨水，就买兰淀自己泡。有布鞋，舍不得穿，穿草鞋出操。初中三年，没穿过一套洋布童子军服，没穿过一双胶鞋。虽然免缴学杂费，书籍、伙食费仍不少，父亲靠典田地、亲友“团会”来筹措，万分艰难。我读书很用功，毕业成绩，榜列第一名。按学校规定，毕业成绩列前三名、考上国立公费学校者，母校可奖励三年学杂费。当时公费学校都设在重庆，我没有路费去报考。幸得有位同班同学，答应帮助我路费，约我去重庆找他；可是我到重庆，他已回家。我流落重庆，无依无靠，借住在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乡的店铺里，每天关店后，准我在墙脚打地铺。人家灯红酒绿过春节，我孤苦伶仃倚墙脚。 1944 年春，报考国立中央大学附中， 700 多人报考，录取 40 人，我收到录取通知，欢天喜地。

中大附中在重庆青木关山沟里。抗战期间，学校设备简陋，伙食很差，吃的是“八宝饭” ( 稗子、沙子、鼠屎、木屑杂多 ) ，住的是笆壁房，无热水洗澡，在井边冷水浴。睡大寝室，下雨要撑伞睡觉，臭虫多，满身虱子，生疥疮。我常患疟疾、痢疾，不敢把病情告诉家里，免得亲人挂念。我埋头读书，成绩出众，每年享受甲等助学金，食宿不要钱，免缴学杂医药费，书籍纸笔费由母校资助，零用钱靠朋友接济。学校纪律严格，校风较好。高尔基《我的大学》一书，对我教育很深，他从未进过学堂，靠自学，成为大文豪，我激励自己切莫辜负光阴。 1945 年，日本投降，我们欢欣鼓舞。次年，附中随中央大学复原南京，四川同学转入新组建的国立青木关中学。此校领导得力，有一批好教师。我们是冬季毕业，大学不招生。承校长关爱，留我作教务员，管图书仪器，便于复习功课考大学。次年，报考北京大学，名落孙山。患了一场副伤寒，差点送命。在青木关中学幸遇两位好老师，国文老师李灿如先生忠厚仁慈，思想进步，是尊口沫若、吴芳吉的朋友，称赞我作文写得好，思想纯洁，富有爱国精神，为我作个别辅导，讲《周易》；把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秘密借给我看，又教我读《新经济学大纲》，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普及读物，大大启迪了我的智慧，提高了我的觉悟。地理老师文先生 ( 后知是地下党员 ) ，见我思想进步，把中共重庆地下党刊物《挺进报》借给我看，有一期载有《土地法大纲》，读后，使我如拨云雾见青天。两位老师把我引上进步道路，初步树立革命人生观，终生难忘。

回想中学时代，身为寒士，生活异常艰苦，但母校的耐心培养，老师的谆谆教诲，使我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，感到无比高兴。

1947 年底，我回家探亲。当时农村经济破产，我家面临绝境，田产典卖殆尽，负债累累；织土布卖，本钱亏尽，难以为继；妹妹已成人，却衣不蔽体；弟弟上中学，行将失学；祖父母年愈古稀，无力赡养。家庭沦落，令人悲伤。我身无半文，一筹莫展。只能用未来新中国实行土改，农民定会大翻身的远景宽慰二老。 1948 年春节后离家时，将弟弟带到重庆上学，以慰母心。未料，回到青木关中学，校长易人，我被解聘，有如晴天霹雳。幸得师友介绍，到蜀都中学代课，到《商务日报》作校对，勉强糊口。 5 月，到长宁培风中学任教，有了栖身之地。学校居鱼米之乡，农产殷实，乡风淳朴。校长民主，教师比较进步。我教英语，课余组织文艺演出，颇受欢迎。假期当家庭教师，为弟弟凑学费，将他转入此校。物价飞涨，薪金菲薄，无力为自己和兄弟制衣物，更难接济家庭。

1949 年 9 月，回到重庆，去私立正中中学教书，在那里加入了重庆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( 新青社 ) 。传阅秘密文件：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及《挺进报》等。参加护厂护校，迎接重庆解放。 11 月底，重庆解放了，我们万分高兴，带领同学上街作宣传，贴标语、扭秧歌，高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等革命歌曲，兴高采烈地迈进历史新纪元。

三、负笈燕园增才智 (1950--1958)

1950 年 1 月，经重庆市团委介绍，到《重庆工人报》 ( 后改名《西南工人日报》 ) 作记者，身穿干部服，怀揣记者证，出入工厂，心情激动，干劲十足。此报乃西南工人阶级喉舌，深受工人欢迎。我深入工厂采访，报导工人阶级当家作主，保卫工厂，恢复生产，反对特务破坏等先进事迹，反映工人在增产节约、抗美援朝、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的模范作用。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，时时教育自己。 1952 年，干部评级别，我被评为行政 19 级，任报社编辑委员会委员、编辑组副组长。深感责任重大，理论水平低，难以胜任。 1953 年 3 月，调我到上级机关——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，即中共中央西南局工委，作秘书科干事，在办事处主任杨超同志 ( 后任四川省委书记 ) 指导下编辑印发机关《简报》，传达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意图，指导西南各省工会工作，表彰工人先进事迹，推广东北老厂的先进经验，通报重大安全事故等。这一工作，使自己的理论、思想水平、分析问题的能力，得到较大的提高，增强了学习理论的自觉性。这时，家乡已经过土改，父亲是土改“根子”，我家是下中农，分进没收地主的田地；弟弟于 1950 年参军，是抗美援朝空军战士。我家在政治、经济上彻底翻身，全家扬眉吐气。 1954 年春，宣布撤销大区一级机关，全总西南办事处亦在撤销之列，组织上送我入大学深造。经考试，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。八月底负笈燕园，成为调干生，开始大学生活。

北京大学乃全国最高学府，有光荣革命传统。燕园风景幽美，十分迷人。 1952 年，大学院系调整，全国各校哲学系并入此校，知名哲学教授，荟萃于此。班上 30 余人，多是调干生。哲学专业学生要学数、理、化等自然学科。俄语份量重，我教过英语，想主修英语，免学俄语，未获批准。中国哲学史是重点专业课之一，要学四学期，任课的名师有冯友兰、张岱年、任继愈、黄子通、周辅成、朱伯崑等先生，我对这门课兴趣最浓。哲学系强调读马列经典著作，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、《反杜林论》、《自然辩证法》、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、《列宁哲学笔记》等，都是逐章讲解导读，通过四年哲学专业学习，文化知识大为充实，哲学理论水平有显著提高，增长了才智，对未来工作充满信心。入校时，我患有肺结核，体育锻炼不得法， 1957 年咯血了，一面住院治疗，一面听课，未误学习，同样投入政治运动。毕业前，我和大家都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，后来我被分配到武汉大学。尽管肺病未痊愈，仍满怀激情，告别可爱的燕园，踏上新的人生旅程。

四、执教珞珈育新人 (1958 — 1966)

1958 年 8 月，到武汉大学。这是一座久负盛名的学府。李达同志任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，他倡导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，闻名全国。到校时，全校热气腾腾，“赶英超美”，大炼钢铁，操场上炉火熊熊。 9 月 12 日，毛泽东主席到校视察，接见全校师生，幸福热浪扑面而来。过几天，同哲学系师生一道，奔赴老苏区红安七里坪 ( 大革命时的列宁市 ) ，参加轰轰烈烈的公社化运动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抢收抢种，深翻土地，大炼钢铁。李达校长和校党委书记亲到七里坪看望大家。冬季，我被派往别的大队普及哲学，所到之处，“吃饭不要钱”。当时流行的厨房对联是：“餐餐有鱼有肉，顿顿有稀有干”。但好景不长， 1959 年春节后，粮食短缺，春耕时节，只能吃稀饭，大家同甘共苦，坚持集体食堂。 5 月底，我们奉命返校。此时才明确，我的教学任务是教中国哲学史。起初有些不乐意，经李达同志和副系主任开导，愉快地接受任务。首先主讲《中国哲学名著选读》。李达同志要求哲学系各门课程逐步用自编教材，他鼓励我们说：．“冯友兰能编一部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你们也能编一部”。三年困难时期，中哲史的三位教师，都患水肿病，仍夜以继日备课、讲课、写教材，分工合作，完成百多万字的《中国哲学史》讲义，铅印出版。由于备课认真，辅导得力，要求学生严，教学效果好，

这门课颇受同学欢迎。

1961 年，李达同志倡议召开王船山学术讨论会，活跃学术气氛。派我去湖南同哲学社会科学界联系，协商筹备任务。我到长沙、衡阳，调查访问船山事迹，回系作了学术汇报，撰《船山史迹访问记》，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。接着在教研室主任萧箑父同志帮助下，研究王船山的易学名著《周易外传》，从标点原文做起，查阅参考资料，撰写学术论文。 1962 年 11 月，王船山逝世 27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，此乃空前学术盛会，全国第一流学者李达、潘梓年、侯外庐、金灿然、吕振羽、冯友兰、吴则虞、吴泽、徐旭生等先生都出席。我的论文《 < 周易外传 > 中若干辩证法思想》，受到好评，编入《王船山学术讨论集》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。中国哲学史课，先由三人承担，轮流讲授，起初我承担两汉、近代部分，后改由二人承担，再后学时减少，由一人通讲，从先秦到近代，我也通讲了。教课期间，多次带领同学去红安、纸坊、洪山等地参加社会实践，作社会调查，了解农村社会生活，锻炼革命意志。 1964 年下学期，湖北省抽调干部下乡进行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试点，我被派往孝感县土门公社，同农村区乡干部混合编队，住到最困难的社员家里，实行“三同”，发动群众开展社教。试点工作结束后，又调到另一大队搞“四清”。一年半时间的农村生活锻炼，在人生旅途留下难忘印象。 1966 年 3 月，带毕业班同学下乡去“滚一身泥巴”、劳动锻炼。 5 月回校，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充满报刊，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“文革”行将开始，教学、科研任务从此长期停顿。大学任教八年，受到各方面考验，真正经风雨见世面。当年的学生多成为社会栋梁之才，有的是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有的任副省长，有的任省社科院院长，春花秋实，桃李芬芳，深感欣慰。

五、十年浩劫叹蹉跎 (1966--1978)

“文革”开始，我刚 40 岁，风华正茂。然而往后 10 年，大好青春一任蹉跎。

停课闹革命，大鸣大放、大批判，教师被称为“臭老九”，罪名是用“封、资、修”毒害青年。哲学系党政领导被打倒，李达同志被折磨致死。我是讲师，不算“学术权威”，仍当“陪斗”对象。后来，我们教师造反，为李达等同志翻案。参加“大串连”，去过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等地。尔后，造反派分裂，搞龙虎斗，学府成了武斗场。 1968 年 11 月，工宣队、军宣队进校，取消系建制，实行军事编制，教师被扫地出门，过军事化生活。我的书籍被扫地出门，堆放厕所走廊上，任人践踏、取走。 1969 年冬，搞战备演习，到农村搞“斗批改”，武大哲学系师生拉练去襄阳，住破庙广德寺，睡地铺，参加农场、林场劳动，修水堤，种水稻；到三线工厂采碎石，搬砖头，运水泥预制板。春节在工棚过，风雪交加雪花飘到床上。 1970 年，成立武大襄阳分校，决定下期开学，招收工农兵学员。哲学系指定我等六人备课，迎接开学。开学后师生混合编队，生活军事化，夜里紧急集合，搞战备演习。半工半读，学制三年。学员文化程度相差悬殊，全靠个别辅导。我同学员除参加农场林场劳动，就开批判会，“批林批孔”，“评法批儒”，夹杂着学员批教师。隆中 10 年，除一般教学外，带点学术内容的我参与了三项活动，一是组织工农兵学员讨论“奴隶有没有哲学”。说有说无，两派意见，争论激烈，引起武大总校注意，认为这对活跃学员思想有好处。分校派我们师生五人去外校征求意见，访问了复旦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冯友兰、张岱年、胡曲园、汤一介、楼宇烈、潘富恩等先生。二是评法批儒期间，奉调回总校参加注释《曹操诸葛亮选集》，我参加评注诸葛亮文选，写了《诸葛亮评传》，应邀向社会各界作了 50 多次报告。三是鉴于毛泽东发出“学点哲学史”的号召，适应工农兵学员要求，编写了一本简明《中国哲学史》讲义，印发学员参考。

在襄阳隆中，从所谓“战备演习”，到半工半读办分校。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林彪反革命事件，熬过了周总理、毛主席逝世的悲痛日子，盼来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狂喜。十年浩劫，学术文化受到极大损害，但参加群众运动，增强群众观点、民主意识，经受大风大浪，头脑更冷静，遇事更镇定。劳动锻炼中，增强了体魄。 1978 年秋，随哲学系回到满目萧条的珞珈山。

六、春回大地勤补拙 (1979--2004)

1978 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，中华大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。武大哲学系从 1977 年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， 1979 年，哲学史教研室开始招收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。这时，我是哲学史教研室副主任，除了承担本科生、研究生、进修教师的教学任务，还要完成国家教委委托的任务，集体编撰《中国哲学史》教科书。萧箑父、李锦全同志任主编。先后召开五次编辑工作会议，费三年时间，完成书稿，通过评审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我负责其中明清之际哲学史初搞，并编定《中国哲学史大事年表》。每次会议的筹备、协调、组织工作，主要由我负责。 1981 年，由萧箑父、徐瑞康同志介绍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 30 年来的愿望，并于此年晋升副教授。随即承担国家教委委托的新任务，主编《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》，选定篇目，作注释，撰内容提要、作者简介、书名简介，多在繁重教学之余抽空进行，程静宇同志协助，近两年时间完成。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。 1982 年，湖南召开第二次王船山学术研讨会，我撰写了《 < 周易内传 > 中若干辩证法思想》一文，中断多年的《周易》思想研究有所提高。 1984 年，由武大哲学系等单位发起，在武汉东湖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，到会 150 人，有 10 位外国留学生。我的《汉代周易象数思维模式剖析》，成为研究汉代象数易学的第一篇论文。会后，同萧汉明等同志编辑会议论文集《周易纵横录》，产生很好社会影响。同年，享受学术假，撰写《李时珍评传》，属南京大学主编的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，为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。此书同医学家们的视角不同，除全面评述李时珍的医学、药学贡献，旁及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农、林、牧、渔等方

面研究价值，详述李时珍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。此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，颇受学界重视，出版不久就第二次印刷。还撰写了《本草纲目导读》，巴蜀书社纳入“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”。

1988 年，我晋升教授。当年，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哲学系建立中国哲学博士点，萧箑父教授为博士生导师，成立博士生指导小组，我为小组成员，为博士生讲《易学源流举要》，开设“中国哲学文献”课，导读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等名著，严格要求博士生打好基础，树立扎实学风。同年，受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赞助，应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邀请，赴该系讲学一月，讲题有《易学传统中的象数思维模式》、《中国周易研究之新进展》 ( 英译稿发表于美国刊物 ) 、《道家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》等 ( 论文编入《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》第 1 辑 ) 。同时应邀到香港浸会学院、佛教法住学会作学术讲演。在港期间，经刘述先教授推荐，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“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有美、英、德、法等国学者参加。我就“中国古代书院的哲学教育传统”作了大会发言。 1989 年 5 月，经过五年筹备，中国周易研究会在济南成立，我由筹备委员会主任，当选首任会长。六月，发生政治风波，教学秩序混乱。我乘机约黄钊、罗炽等教师合写《周易评注》一书，对《周易》经传作了注释，写了 200 多节《评析》，附录《周易名词概念浅释》，中华书局出版，不到一年，印了两次。为介绍此书，写了《周易文化价值的多棱透视》，发表于中华书局主编的《书品》杂志。 1990 年，我 65 岁，按时退休。

1991 年至 1996 年，哲学系继续返聘，指导研究生，为他们开设易学源流举要，道教文献导读，同时辅导日本访问学者、韩国高级进修生研究易学与道教。教学之余，应邀赴淄博、洛阳、大连、本溪、湛江、柳州等地讲学，主要讲易学与管理、易学与企业文化等问题，介绍《周易》的内容及学习方法。还应聘为武汉钢铁公司老年大学兼职教师，主讲《周易》、道教文化知识，每周上课一次，共讲三年，学员是离退休干部。讲课受欢迎，被评为先进教师。 1993 年，承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委托的新任务，，撰写《邵雍评传》附《陈抟评传》。邵雍的先天易学，同《周易》体系不同，我素无深入研究，陈抟易学思想亦是首次涉及，勉力从事，按时完成，于 1998 年出版，是我的第二部学术专著，退而不休的一大收获。 1993 年，首次访台，参加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，会后畅游台北、南投、嘉义，参观故宫博物院，观赏日月潭、阿里山风光，访问台北指南宫、中华道教学院、辅仁大学、新文丰出版社，同台湾哲学、道教界朋友结下深厚友谊。 1994 年，萧箑父教授、李德永教授和我同时年届古稀，哲学系举办“中国哲学的传统、现状与展望”学术讨论会，研究生们纷纷返校向我们祝贺，出版纪念文集《不尽长江滚滚来》。为此，我撰写了《我的周易价值观》，总结研易历程及基本观点。

1997 年，不再返聘。从此，自由自在，从心所欲，学术研究，未敢稍懈，先后完成三部著作。合作编写《易学与管理》，余敦康主编，全书三部分，我写《易学与管理原理》，概述我多年讲学的内容。撰著《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》，为“九五”期间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，全书分哲学智慧、经世微言、管理枢要、象数模式、科技会通等八部分。合写《长江文化与易学》，属季羡林先生主编的《长江文化研究文库》，涉及的不少易学家和易学著作都是首次研究。

晚年，社会兼职仍多，有中国周易学会 ( 前身是中国周易研究会 ) 顾问，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，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会长，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江苏、江西等省周易研究会顾问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杂志、《宗教学研究》杂志编委等。 1996 年后，每年出席三、五次国内、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多是关于易学、道教、佛教文化方面。为此写了 50 多篇论文。易学方面有：《 20 世纪中国易学回眸》、《 < 周易 > 与 2l 世纪》、《周易经传文化内涵的时代差异》、《易图的思维特征及其认识价值》等；道家及道教方面有：《竹简 < 老子 > 同通行本 < 老子 > 的比较研究》、《古天文与道家养生原则》、《一言止杀，功垂万代——读 < 长春真人西游记 > 》等；佛教方面有：《曹洞禅理与周易》、《三谛圆融与中道观》、《宗教的永恒魅力在于净化人的心灵》等。这些论文有的发表于《孔子研究》、《周易研究》、《中华文化论坛》、《宗教学研究》等刊物，有的收入《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》、《道教文化的传播》 ( 台湾出版 ) 、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》等论文集。 1999 年，第二次访台，出席“第二次海峡两岸道教学术研讨会”，作了《 < 道藏 > 文化价值的多棱透视》的报告，访问了南华大学管理学院、成功大学历史系，游览台北、花莲、台南、高雄等地的三清宫、慈惠院、道德院、天坛等著名宫观。

晚年老有所乐，喜欢练书法、写古诗、打太极拳，更热衷旅游，先后因参加学术会议到过北京周口店、福建武夷山、四川瓦屋山、河北西柏坡、河南王屋山、西安楼观台、辽宁千山、江苏茅山、广东鼎湖山、无锡小灵山、河南淇县鬼谷洞、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等地。散淡胸怀，怡我身心，乐在其中。

关于我的学术思想及学术成果，《湖北省社会科学界名人》第一卷、《二十世纪中国哲学》上卷、《不尽长江滚滚来》、香港《当代中国》画报分别有所介绍。个人小传分别载入《世界名人录》 ( 美国 ) 、《华夏英杰》、《东方之子》 ( 海外版 ) 《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》等辞书。

七、心路历程多愧疚

以上自述，只略述往事。学术思想，未尽表白。回首心路历程，愧疚良多。

建国初期，我是一个热血青年，朝气蓬勃而少经磨练。当记者，做工会工作，经常接触工人阶级的先进事迹和思想，受其熏陶，增强热爱和建设新中国的革命精神，亲身感受新中国成长的艰苦，内有敌对势力的暗中破坏，十分猖狂；外有帝国主义封锁、恐吓，战火烧到鸭绿江边，多少英雄儿女在抗美援朝前线沐血牺牲。新中国从千疮百孔的废墟中掘起，何等艰难，乃亲眼见证。我长在红旗下，受革命教育，逐步成为有志青年，深感自豪。

为了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，进北大哲学系深造，系统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以之作为锐利精神武器，武装自己的头脑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，提高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使自己在大风大浪中不致迷失方向。大学期间，还受到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的教育，吸取中外哲学家的智慧，诱导自己热爱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文化，为将来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，对思维能力的提高有着决定性影响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，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。”但理论思维能力，“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，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，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，直到现在没有别的手段”北大哲学系各位名师对中外哲学的评析，哲学史上不同哲学思想的碰撞和交流，对锻炼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的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到武大哲学系任教，刚过“而立”之年，开始确立自己的学术道路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忍受病苦，埋头苦干，狠练基本功，竭力充实自己，力争出色地完成教学科研任务。在教学中，逐步确立教学指导思想，首先，狠抓“两典”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，牢牢掌握唯物史观，作为指导方针；认真钻研中国哲学古典文献，做到言必有徵，不发空论；其次，潜心搞科研，“深打井，缓开沟”。批判继承乾嘉朴学精神，克服浮躁学风，力戒急于求成；再次，对教学内容的取舍，采取“藤瓜并举”方针，不要面面俱到，对思想发展的脉络 ( “藤” ) ，要疏理清楚，对重点人物的重点思想 ( “瓜”），要剖析深透，使学生听后能在头脑里打上深刻烙印。在科学研究方面，把编写中国哲学史、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教材，作为中心任务。逐步通讲中国哲学史，熟练地掌握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内容和思想特点，了解不同哲学形态发展的特征，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性。花大力气深入研究汉代哲学和明清之际哲学。虚心吸取前人的科研成果，认真进行独立思考，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，务求有所发展，有所前进。明清之际的几位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经世致用学风，对自己启发影响最大。后采参加编写萧箑父、李锦全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我勇于承担明清之际部分，就靠早年打下的基础。

十年浩劫后，祖国大地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河山巨变，个人学术生涯亦大变。我的学术兴趣由传统哲学转移到《周易》、道教、古代科技三方面，由于面太宽，研究不深不透，深感失之浮浅。

易学方面，全面评价《周易》的文化价值，确定它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它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，堪称富有辩证思维的“宇宙代数学”；同时也是一部政治思想教材，古代经邦济世的宝贵经典。《周易》对科学研究有重要作用，可谓打开宇宙迷宫的金钥匙；在传统医学中反映最突出，为中医学提供理论基础。《周易》对管理科学富有启迪价值，它所宣扬的崇德与广业并重，备物与聚人兼顾，自强与合众结合，进取与忧患同步等原则，至今有实践意义。称《周易》为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，殆不为过。我认定易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蕴含的象数思维方法，此种思维方法，为中国哲学所独有，绵延数千年，久而弥新，其基本特征是：“取象比类”为特殊思维方法；阴阳对称、刚柔调和为致思准则；整体思维是其合理内核；强调序列、注重节律是其突出优点。象数思维方法既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，亦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，堪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硕果，历代先哲智慧的结晶。重视象数思维，必然重视易图，易学史上出现过千余种易图，不少易图具有科学价值，蕴含着易学家的卓越智慧。易图是中华民族传播信息的特殊方式，成为象数思维方法的特殊载体，对于既有知识，它可将其作形式上的归纳，形成简约图式，利于逐类旁通，开阔思路，扩张知识范围；对于未知领域，通过易图的摹拟诱导，摆脱表面现象的局限，引发联想，启发新知，激发顿悟。

对先天易学，以往人们研究较少，我用力较多。《邵雍评传》清理了先天易学的宇宙本体论及其运化准则；阐述了先天象数学关于宇宙万物衍化的数学图式；廓清先天易学的历史观，将其“元会运世”的历史衍化进程，视为弥纶天地的世界历史年谱，将其“皇帝王霸”历史观，视为别开生面的中国历史年鉴编纂思想。肯定邵雍的先天易学实为关于宇宙结构的创造性探索，其整齐划一的象数序列图式，构思奇妙，超越传统易学思维框架。其历史贡献在于引发宋明图书之学的兴盛，恢复象数易学的传统，开辟了义理易学同象数易学竞长争高的新局面。

我晚年致力于长江易学研究，系统地清理长江文化中易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特殊贡献。论定中国易学哲学的优良传统，蕴含在宋明时期长江易学中，那就是象数易学同义理易学并重的传统和运用易学指导社会变革、科学研究的经世应用传统。长江易学在易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有的营建易学新体系，开拓研易新思路，如邵雍、来知德等；有的借易理发展传统哲学，营建新的宇宙观、人生观，改进思维方法，如朱熹、王夫之等；有的热衷于象数分析，发展象数思维，如朱震、方以智等。还有引导易学同佛学、道学融通，发展佛教易学或道教易学，如陈抟、智旭等。长江易学中一些独创性易学思想体系，引领宋明时期易学发展的方向，出类拔萃的易学家长期在易林独领风骚。

关于道学研究，首先论定老子其人在不同历史时期，有其不同形象。先秦时期，老子乃诸子之一，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，其《老子》乃中华文化元典之一。汉初黄老之学兴盛，《老子》思想被目为主张清虚自守的“君人南面之术”，老子俨然成为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家，成为王者之师。道教产生后，奉《老子》为《道德真经》，老子乃被神化为不食人间烟火、赋有无上灵威的太上老君。对道教我着重研究其长生久视的理论与实践，特别注重其在医药、外丹、内丹方面的贡献，赞同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的论断：“道家又能将自己的理论付之实行，所以东方的化学、矿物学、植物学、动物学和药物学都渊源于道家，中国如果没有道家，就象大树没有根一样”我以这样的认识，论述了道教外丹术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。对道教祖师陈抟作了专门研究，《陈抟评传》中肯定他传授《先天图》发展先天易学，传授《无极图》发展内丹术的贡献。对于道教典籍总汇的《道藏》，我全面地评述其文化价值，不言而喻它首先是道教思想文化的宝库；同时包容了儒、法、名、墨、兵家的思想著作；《道藏》不止对研究道教文学、艺术有重要价值，对研究历史、地理亦非常有用；《道藏》所保存的医药、养生文献极为丰富；亦堪称中华古代科技资料库，而且还是中国神秘文化、术数的渊薮。《道藏》是东方文化的宝库，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特殊地位。

关于古代科技思想，我有较浓厚的兴趣，这同在大学期间热爱恩格斯《自然辩证法》一书有关。为了写《李时珍评传》、《本草纲目导读》，首先研究了《黄帝内经》 ( 素问与灵柩 ) ，以及《本草纲目》，注重探讨中医药理论同《周易》的关系、论定《内经》理论同《周易》朴素辩证法思想息息相通，阴阳五行思想成为《内经》医学理论的基石；“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”，是传统医学、养生学的基本指导原则。《周易》取象比类思维方法，对中医学影响甚大，三才统一的整体观，阴阳调和的中和观，“天地节而四时成”的节律观，“唯变所适”的常变观，这些易学基本思想，均影响《内经》的基本理论。由医易会通，促使我进而探讨了古代其他科技思想同《周易》象数的关系，古天文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的周期；地理借象数标志分野坐标系统；物候借象数描述阴阳变化节律；内丹、气功借象数总括天人统一节度；乐律借象数表征律吕损益法则。以致明清之际接受西方科学思想的方以智、徐光启等，曾试图改造发展《周易》象数思维方法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体系。我撰《李时珍评传》，同医药学家视角有所不同，力图从多学科多角度阐发《本草纲目》的文化价值，除表彰其在创建本草学新体系，厘定本草分类新方法，发明新药物，丰富药性，增广百病主治药等方面的贡献外，还特别论述此书对研究植物学、动物学、矿物学、农林牧渔以及历史文学的重要参考价值。英国生物进化论者达尔文称赞《本草纲目》为十五世纪“中国百科全书”，实非过誉。我还从哲学思想角度，探讨了李时珍之所能自学成才而勇攀科学高峰的秘密，他的独创精神基于他富有辩证的思维方法，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，万物化生源于元气的自然哲学。

回顾我在易学、道学、古代科学三个领域的探索，只能说涉猎较广，各有所

获，而缺乏独创精神，以至成果甚微。行年八十，回眸心路历程，不胜愧疚。《七

五寿辰自贻》，是我的自慰：

欣迎七秩又添五，杏坛振铎四十秋。

掘井灌园情志笃，浇桃培李壮心酬。

稗书十卷传薪火，拙文百篇杂薰蕕。

问道求真伤浮浅，霁月胸怀乐神州。

稗书 10 卷，意指《邵雍评传》 ( 附《陈抟评传》 ) 、《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》 ( “九五”国家社科研究项目 ) 、《李时珍评传》、《本草纲目导读》、《周易评注》 ( 主编 ) 、《中国近代启蒙思潮》 ( “八五”社科研究项目 ) 、《易学与管理》 ( 合写 ) 、《中国哲学史》 ( 合作 ) 、《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》 ( 合编 ) 、《中国辩证法史资料选注》 ( 主编，内部获奖教材 ) 。拙文百篇，意谓从国内外书刊上发表的长短 200 余篇文章中，约可精选百篇。

八、光风霁月晚年乐

回眸人生旅程，无怨无悔。虽有时光蹉跎，但少政治坎坷；未有卓越建树，亦无重大失误。 2001 年党的 80 诞辰，武大党委表彰我为优秀共产党员，不胜愧疚，自知同党的要求相去甚远。清霄自省，总结四句话，作为我的为学与人生信条：学贵专攻，学风谨严，少私寡欲，胸怀坦荡。既是生活经验，也含教训。

学贵专攻。 我的专业是研究、教授中国哲学。这一学科的特点是历史漫长，上下三千年；学派分歧、人物繁多，九流十家，各有学脉；理论广泛，涉及自然、社会、人生。承担教学任务多年，涉猎广泛，不深不细，缺少独立见解。 20 纪 80 年代后，改革开放，出现宽松学术环境，迎来了我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，乃集中精力专攻易学与道学，积以时日，略有所获，可惜为时甚晚。 1997 年，《丁丑病榻自贻》，是对我为学进程的反思。

几番风雨从容过，韶华似水愧蹉跎。

受业燕园明道器，执教珞珈悟博约。

东湖论《易》翻热浪，武当参玄沐松波。

斗室横床观剥复，我自击壤哼俚歌。

东湖论《易》，指 1984 年在武昌东湖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，从此引起我晚年研《易》兴趣，掀起全国“周易热”。对《周易》文化价值，通过广泛研究，作了全面评价。我的研《易》旨趣，概述于《太极颂》一诗中。

东方文化何神秘，为有太极通灵犀。

羲皇画卦垂智果，文王演易识天机。

崇德广业尚鼎革，探赜索隐贵知几。

自强不息争国雄，放眼寰宇迎朝曦。

武当参玄，指 1991 年在襄阳、武当山召开的“道家道教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”研讨会。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主流之一，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。我在研究道家、道教文化过程中，服膺新文化泰斗鲁迅先生的论断：“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”我晚年倾心道学，特别信服其养生之道。诗以抒怀，在台湾举行的道

教学术研讨会上，写了《参玄吟》：

阿里山下聚群贤，同参玄理悟归真。

三洞琼纲重探讨，七签云笈共评研。

深知可道非常道，笃信不争乃至争。

勤淘灵泉洗凡骨，相期共赴大罗天。

学风谨严 。要想在学术战线有所作为，端正学风十分重要。研究学术问题，

要有严谨学风，文以载道，言必有徵，切忌华而不实，故弄玄虚。我的守则是“深

打井，缓开沟”论史结合，古今贯通。宁拙勿巧，不赶浪潮，不追风。《七十抒

怀》 (1994) 是我自励。

年届古稀精神爽，老牛奋蹄趁晚春。

耕田但期千顷绿，掘井何辞万丈深。

细雨润物占造化，大浪淘沙见精诚。

斗室烹茶伴书香，清虚自守慕真人。

少私寡欲 。潜心学问，必当甘坐冷板凳。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，清虚自守，

忘心外物。对职称，不比不争；对待遇，勿计勿较。蛰居陋室，安之若素；糟糠

之妻，相濡以沫。以谦虚谨慎律己，以霁月胸怀待人。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，

奉为座佑铭。

胸怀坦荡 。日常生活中，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对两个小环境。一是教研室，二是家庭。承担教学，离不开教研室集体。能否和谐相处，是持久的考验。我们中国哲学教研室，人不多，各人志向不一，学养各异，性格不同，但确能保持数十年如一日，团结和睦，同舟共济，取长补短，通力合作。出色地完成教导本科生，培养青年教师、研究生，辅导进修生、访问学者，编写教科书，主办学术会议等

任务，相互之间，从未发生重大矛盾和个人冲突。我个人在其中主要保持一种坦

荡胸怀，不争名，不争利，不自以为是，不自我吹嘘，受得委曲，甘当配角，愿

跑龙套，安心本职，一心为集体，全心全意搞好工作。信守《老子》名言：“夫

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'

在处理婚姻和家庭问题方面，同样需要豁达开朗的坦荡胸怀，才能减少烦恼，乐天无忧。我的老伴是位农村妇女，我们是旧社会凭媒约之言撮合的糟糠夫妻。结婚后，长期两地分居，前 30 年，相处的日子不到三年。数十年来，尽管我们之间生活环境各别，文化程度悬殊，性格、爱好相去甚远，成家之后，从未发生冲突，总能相互体谅。这主要取决于我的认识和态度。我认识到，我们这种婚姻是旧社会造成的，不应埋怨她，而应体谅她。她嫁到我家，不久就全国解放。她也是生长在新中国的女青年，有志气，在家乡参加夜校学文化，参加女民兵，协助土改工作队开展工作，表现积极，曾被选为妇女代表参加区里、县里的会议，回乡组织群众搞土改分田地，后来成立互助组、合作社，积极参加农业生产，还参加修水库、炼钢铁，任劳任怨，干劲十足，被选为生产队干部。我长期不在家，她在家里孝敬祖父母，帮助公婆，抚养孩子，还独自主持修建新屋，快五十岁才来到武大，既要上班工作，又操心儿子结婚成家，接着照顾孙子，处理婆媳关系，使九口之家和睦相处。家中常有研究生、青年教师、日本韩国进修生进出，全靠她周到安排，热情招待，甚至关心青年教师的婚姻，为之介绍对象。她承担了全部家务，支持我一心一意搞教学科研、外出讲学、参加学术活动。我们相互体贴，疾病相扶持，同甘共苦，白头偕老，若没有坦荡胸怀，对她产生厌恶情绪，很难终生融洽无间。

夕阳无限好，莫怨近黄昏。当前，我吃得好，睡得酣，步履轻捷，声如洪钟。

勤登珞珈山，常练太极拳。《八十抒怀》聊以自慰。

寿臻耋耄何足道 ? 乐天无忧最宜人。

放舟东湖捐尘虑，漫步珞珈长精神。

闲披旧稿刊疏漏，偶吟佳句引诗魂。

浇灌殷勤枝叶茂，喜见兰桂香满园。

二 00 四年三月三十日于云鹤书房